1982年8月24日凌晨，北京的秋风透着凉意，中央办公厅值班室却依旧灯火通明。前一晚，潘汉年平反的决定方才公布，第二天一早，陈云便把手边的公文批完，提笔写下一封短短数百字的信，叮咛秘书：“务必亲手送到夏衍同志家里。”信中最醒目的那句话只有十一个字——“希望你写篇纪念潘汉年的文章”。当时留在场的工作人员事后回忆，陈云收笔时特意补上一句：“只写你所知道的一段即可。”

夏衍收到信是11月初。老人刚从医院复查回来，看到陈云亲笔字迹，先是一怔，旋即合上信笺，轻声道：“该写，也能写。”1955年起，他因“潘汉年案”波及，历经隔离、审查、复出，心中对这位老友有着难以言说的复杂情感。信件送达后的第二天，他便着手查阅旧档、整理笔记，一连几夜挑灯，到11月23日完成稿件，《人民日报》很快刊发。文章发表当天，社论版的电话几乎被打爆，读者来信雪片般飞来，可见社会关注度之高。

时间往回拨半个世纪。1930年深秋，上海北四川路上潮湿又阴暗，一家烟纸店三楼的小屋里，潘汉年对年仅30岁的夏衍交代任务：“今后，你与这位先生单线联系。”面前那位五十出头的长者神情温和，却不报姓名。多年后身份揭晓——那人正是杨度。潘汉年的部署，既保障安全，又体现对夏衍的高度信任。

彼时的夏衍还是“左联”中最忙碌的人之一。鲁迅、钱杏村、冯雪峰都是同行伙伴，公开场合写文章、办刊物；地下阵线则配合周恩来、潘汉年做统战。左联成员身份复杂，党团领导层必须时刻提防渗透与破坏。1931年2月，左联五烈士被捕牺牲后，上海文化界一度陷入恐慌，夏衍却硬是在重压下把队伍重新拉了起来。后来那部电影《风云儿女》、那首《义勇军进行曲》，正是在这样的时局中艰难孕育。

外界常把地下工作浪漫化，什么“贴身短刀”“美人计”，可夏衍晚年屡次摇头。他向青年编剧提醒：“靠金钱色诱是不允许的，纪律先于一切。”这句话说得不客气，却极合情理。正因如此，像袁殊、关露这样长期潜伏的同志，才能在夹缝中完成不可能完成的任务。袁殊1935年被“切断关系”后，就是夏衍冒险将信件递上去，才让他重新接回中央情报系统；1982年潘汉年恢复名誉，袁殊的名字也同步从尘封档案中亮起。

1983年4月15日凌晨，北京站站台灯火通明。廖承志、李一氓、阳翰笙、周扬等老同志守在出口，夏衍捧着骨灰盒，双手微微颤抖。有人悄声安慰，他苦笑一句：“总算把老潘接回来了。”短短一行人，步伐却格外稳重。骨灰安放八宝山的那天，天空阴沉，祭奠人群静默无言。潘汉年的夫人叶雪安站在墓前，轻轻抚碑，只说了六个字：“他终于有家。”

1955年至1975的二十年，是夏衍最不愿提及的日子。隔离审查期间，他每天被要求写材料、交代历史。没想到另一头，潘汉年也在狱中写下数万字证明夏衍“清白可靠”。一句“开兄、凯”沿用到信上，便是他们互相信任的暗号。等到1975年夏衍重回文化部副部长岗位，他对秘书说：“有些账，不必算了，能重新工作就好。”这种淡然，却包含了太多艰辛。

值得一提的是，陈云让夏衍只写“所知的一段”，用意非常清楚。潘汉年的工作跨度极大，牵涉面极广，许多内容至今仍受保密规定限制。陈云既要社会还其清白，又要维护机密，于是选择让夏衍出面，以私人视角讲几个细节，让群众看到“可信的潘汉年”。这个尺度把握，体现了老一辈革命家既讲政治又讲分寸的风格。

“文章写得泪湿稿纸，那是常事。”排版人员回忆夏衍送稿那晚，老人衣襟还有些墨迹，神情却前所未有地轻松。他在文末写道：潘汉年“赤胆如昔”“进身无愧”。短短数句，既是悼念，也是自勉。潘汉年虽逝，地下战线那条严格、隐秘、讲原则的路，却需要后来者继续走下去。

1982年年底，湖南涟江茶场来信，告知骨灰暂厝情况，夏衍回信感谢。其实，他清楚地记得潘汉年夫妇在那片山坡上度过晚年，也记得老友放弃高级病房，坚持住最普通的工棚。有人问潘汉年为何不去上海或北京治疗，他笑答：“茶场空气好，不麻烦别人。”言辞朴实，却透出革命者一以贯之的节制与自尊。

夏衍去世前一年，还对助手谈起这段往事。他说：“地下斗争多危险？可真正危险的是忘掉初心。”短短一席话，被记录在案。今天回看1982年的那封信，有人感慨其分量，其实更该看到背后那条连续半个世纪的精神链条——守纪律、重友谊、顾大局。信已成历史，原则仍在延续，这或许才是陈云、潘汉年与夏衍共同留给后人的最大遗产。